李庚南: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逻辑是什么?

2022年04月26日14:58    作者:李庚南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4月25日,适逢银行降准落地之际,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各大商业银行纷纷下调大额存单利率、部分特色存款利率加点上限。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APP显示,3年期、2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分别下调0.1个百分点至3.25%、2.60%。招商银行将20万元起的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从3.55%下调至2.90%,兴业银行20万元起的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从3.55%调降至3.45%。不少城市商业银行下调了大额存单利率,下调幅度从5个基点到60个基点不等。

  不巧的是,恰逢A股最黑暗的日子,千股跌停戳破了多少股民的钱袋子?在这种时刻,还有多少人关心本已式微的存款利率?但是,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对存款人利益乃至利率传导机制显然又是具有深远影响、值得关注的现象。

  商业银行纷纷降低存款利率的触发点是什么?

  风起于青萍之末。显然,诱发各大银行降低存款利率的直接原因是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鼓励。4月15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召开会议,鼓励中小银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下调10个基点(BP)左右;这一要求应并非强制,但做出调整的银行或将对其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有利。从已了解的情况看,各家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调降幅度多在0.1个百分点(即10BP),与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会议鼓励调降的幅度相吻合。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比较可信的观点是,当前在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银行因为贷款难放所以要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来减少负债。这一观点从逻辑上无疑是可信的。但从商业银行信贷收支数据看,却难以支撑。实际上银行机构各项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各项存款增速,存贷比呈持续上升态势。截至2022年3月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0%、11.4%,存贷比高达82.69%。其中全国性大型银行存贷比达84.91%,全国性中小银行存贷比达86.61%(见图1)。可见,无论是资产端的贷款还是负债端的存款变化趋势,都不足以表明商业银行通过压降存款利率来压降存款的动能。

  实际上,长期的实践表明,商业银行并未真正摆脱“存款立行”的理念,担心存款太多似乎不合情理。存款市场的激烈竞争从未停止过。一向秉持“存款立行”的商业银行主动通过降利率挤出存款似乎并不合逻辑。当然,如果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存款对商业银行而言何乐不为呢?

  因此,通过降低负债成本以增厚利润或是商业银行内心真实的独白。而央行MPA考核对商业银行是否遵从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约束力是毋庸置疑的。毕竟4月15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会议明确“做出调整的银行或将对其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有利。”

  至于通过降低存款负债成本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这无疑是监管部门乐见其成的,也是一直在积极引导和推动的。据测算,若中小型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统一下调10个基点,可使银行体系的负债成本下降达到1100亿元,这足以支撑1年期与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在二季度双双下调5个基点。但是,商业银行通过降低存款利率而获得的额外收益会否反哺实业、向实体经济让利,则在时间上、实际效果上都有待观察。

  资金利率究竟由谁决定?

  商业银行作为资金融通的中介,实际上牵涉两对借贷关系、扮演了两重关系:一是银行与企业等借款主体形成的借贷关系。在这里,银行是贷方或贷款人,企业是借方或借款人。二是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相对于银行而言,存款人是贷方即资金出借方,银行是借方即资金借入方。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都应反映上述两对借贷关系中的资金供求状况。资金供大于求则利率下降,供小于求则利率上升。

  逻辑上,借贷资金出借方有权参照市场定价确定应收取的利率,借款方也有权自有选择自己所能承受的利率。但实际上,无论是在贷款市场还是在存款市场,资金定价权基本上都在银行一方(当然也有例外)。在贷款市场,银行机构凭借自身对信贷资源这一稀缺资源的占有,按照基于利率覆盖风险原则的风险评估机制和信息拥有方面的优势,在与借款人的价格谈判中处于相对优势(当然,对于大型国企等又另当别论)。在存款市场,定价权的决定也不例外。

  按说存款人作为资金的供给方,在价格方面应该是有话语权的。存款利率的高低也应该由市场说了算,应取决于存款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存款人把闲置资金借给金融机构去放贷款,理当享有社会借贷资本应有的、合理的利润(利息);金融机构应按照盈利多少给予投资人相应的、合适的回报,否则存款人就可能用脚投票。但这种话语权因主体分散,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并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加之央行利率自律机制和MPA的约束,存款人却只能被动接受。在存款市场,所谓的价格谈判基本不存在。

  同样是市场主体,同样是借贷关系的出借方,个人与银行机构在借贷资本方面享有的收益权何以如此大?老百姓借出的钱能有多少利差,全看银行的脸色。实际上,由于商业银行的特准行业属性,商业银行客观上长期享受政策红利赋予长期稳定利差。商业银行净息差基本稳定在2%以上,其中民营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净息差更高。

  如果商业银行从资金供求关系出发,根据资产端的需求情况,通过利率机制来调节负债端的供给,这应该是比较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是一种比较市场化的、正常的行为。通过利率调整来平衡市场资金供需,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是市场化的内生表现,其前提是充分的利率市场化。

  但客观地看,我们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并不充分,或者说是一种跛行的利率市场化:在资产端,贷款市场利率理论上已完全市场化,但上限依旧面临MPA考核的约束。在负债端,央行于2015年10月23日明确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基本取消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窗口指导功能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及央行相应的MPA考核,在自律机制基础上形成了按存款基准利率倍数确定的存款利率自律约定上限(经优化后改为“基准利率+基点”)。正是这种跛行的利率市场化赋予了银行机构在两个借贷关系中的定价主动权。

  当然,有人会拿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存款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来比较。但这能比较吗?人家的贷款利率有多低,利差有多大?而且,所谓的负利率本身理解上也是有误区的。西方国家所谓的负利率,实际上是央行付给金融机构的,意在鼓励金融机构在低利率下放款。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如何看借贷关系中的存款利率定价?

  尽管,面对银行降低存款利率,普通存款人或因为存款资产本身就少,对损失的利息无感;或因为缺乏有效、放心的投资渠道,资金只能趴在银行账上,即使银行再降息,也只能表示无奈。但是,若站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角度,或许我们对于银行的单向降息(尽管是自律机制所鼓励的)则应有更多的反思。

  存款利率体现的本应是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作为借贷关系双方,互惠互利的关系。银行机构贷款定价,要考虑资金成本、营销成本、风险成本等;作为存款人,将资金借给银行机构,同样也有时间成本。至少,利息应该能覆盖、抵御通胀的压力。实际情况如何?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已不抵CPI指数上升。

  共同富裕的逻辑应该是在发展中兼顾相关方的利益。共同富裕之“共同”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富裕实现的范围,体现的是共建共享的过程,更是一种理念。通俗地说,就是不能光顾着自己富裕,还要带动周边、利益相关方共同富裕,最基本要求就是要兼顾相关方的利益。

  按共同富裕的理念,公平合理的价格机制应该体现交易双方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应体现利益兼顾原则。存款利率反映的不仅是银行的负债成本,更是银行与存款人的契约关系,体现的应该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即存款利率的下调需要兼顾存款人的利益。从市场利率化的视角出发,银行付给存款人利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承受能力,也取决于存款市场竞争程度、存款客户的供给意愿及其他投资渠道对客户的影响程度。因此,理论上存款利率的决定应该是市场而非银行一厢情愿。

  银行降低存款利率背后所代表的财富转移实际上包含了不公的成分。一方面,用居民的高储蓄支撑着高投资,另一方面,又以居民储蓄的低收益维持商业银行稳定的利差,这显然是不公的。如果一味推动存款利率的下行,在通胀率上升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存款人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不公。因为,真正把资产主要配置在存款上、在乎存款利率的多为低收入阶层,即那些需要靠储蓄来养老的群体。也就是说,降低存款利率会动了这一群体的奶酪,降低他们养老的储备。这与共同富裕“提低扩中”的导向也是相悖的。

  毋庸置疑,努力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无疑是稳企业、稳经济的需要。但是,商业银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即贷款利率,应该建立在不断降低营销成本、提高贷款定价能力基础上,体现的是银行与企业同舟共济、互惠互利的关系。应该通过优化负债管理水平来努力降低负债成本,但优化负债管理不是简单地降低利率。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责任编辑:吴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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